拉你條布！ 馬家輝

        不知道是誰最先把Filibuster翻譯為「拉布」？是昔年的某位港英師爺，抑或今天的某位文學才子？再或是某年某月的一位電視講波佬？

        「拉布」譯詞確是一絕，不僅音似，更是神合。拉布拉布，咒語唸起，眼前彷彿看見一幅景象，幾個人合力把布幕拉開，遮擋視線，拖延時間，終而達成了目標願望。我記得小時候睇波首回聽見「拉布戰術」字眼，班上有同學向體育老師詢問，那位偶爾借故把男女學生拉進體育室「體罰」的粗眉大漢就是如此回答。他也曾經把我喚進體育室，但當知道我父親在報社工作，立即放人，不敢造次，只可惜四十年前不流行投訴報警，否則他早已被抓去坐牢。

        但到如今，拉布二字在立法會內獲得了新的詮釋。拉布也者，不僅是拉布拖延，更是透過拉布突顯議題，讓香港市民看清楚法例之不公不義，如果連這樣的剝奪市民的選舉權和被選權的惡法亦可通過，香港之所謂人權法治等核心價值實在不再值得一提。

        由這角度看，拉布等於把官員下身的那條遮羞布用力拉開，讓你獻醜人前。或換一個比喻是，拉布等於拉開香港市民眼前的那塊遮光布，透過漫長的議事鬥爭讓大家睜開雙眼，看清楚特區政府急欲通過的到底是一條什麼惡法。 拉布拉布，拉你條布，讓你無法遁形也無所閃躲。

        方塊字真是有趣的東西。任何方塊字皆可被重新組合和詮釋，例如甘國亮有兩本結集作品叫做《解你個構》和《不停現袋》，前者玩盡解構思潮，後者想像意淫，欠缺幽默感的人望之即罵，懂得廣東文字精妙的人則笑不停口。拉布亦如是。拉你條布，問你死未？

高處何所有 張曉風

    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，一位老酋長正病危。
    他找來了村中最優秀的三個年輕人，對他們說：「這是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了，我要你們為我做最後一件事。你們三個都是身強體壯而又智慧過人的好孩 子，現在，請你們盡其可能地去攀登那座我們一向奉為神聖的大山。你們要盡其可能爬到最高的、最凌越的地方，然後折回來告訴我你們的見聞。
    三天後，第一個年輕人回來了，他笑生雙靨，衣履光鮮： 「酋長，我到達山頂了，我看到繁花夾道，流泉淙淙，鳥鳴嚶嚶，那地方真不壞啊！」
    老酋長笑笑說：「孩子，那條路我當年也走過，你說的鳥語花香的地方不是山頂，而是山麓。你回去吧！」
    一周以後，第二個年輕人也回來了，他神情疲倦，滿臉風霜：「酋長，我到達了山頂了。我看到高大肅穆的松樹林，我看到禿鷹盤旋，那是一個好地方。」
    「可惜啊！孩子，那不是山頂，那是山腰。不過也難為你了，你回去吧！」
    一個月過去了，大家都開始為第三個年輕人的安危擔心，他卻一步一蹭，衣不蔽體地回來了。他發枯唇燥，只剩下清炯的眼神：「酋長，我終於到達山頂。但是，我該怎麼說呢？那裡只有高風悲旋，藍天四垂。」
    「你難道在那裡一無所見嗎？難道連蝴蝶也沒有一隻嗎？」
    「是的，酋長，高處一無所有，你所能看到的，只有你自己，只有『個人』被放在天地間的渺小感，只有想起千古英雄悲激的心情。」
    「孩子，你到的是真的山頂。按照我們的傳統，天意要立你做新酋長，祝福你。」
    真英雄何所遇？他遇到的是全身的傷痕，是孤單的長途，以及愈來愈真切的渺小感。

九歲那年 李怡

        一九四五年，在日軍佔領的上海淪陷區。 

        九歲生日剛過。一天早上醒來，發現爸爸不見了。當天晚上，跟着媽媽、姐姐，還有另一家人，倉皇出走。在黃浦江坐上小船黑夜沿着岸邊划行，在日軍探照燈的縫隙中，偶有幾響機槍的掃射聲，小船溜過了日軍封鎖線。凌晨，小船靠岸邊，那是中國國民軍佔據的後方。 

        兩家人擠在一部破舊的汽車裏，向安徽省屯溪駛去。汽車開行不久，就看到路上衣衫襤褸的傷兵，扶老攜幼的人群，伸出來討飯吃的污黑的手，還有路邊一動不動的餓殍。 

        像發現了另一個世界。在淪陷區，我也知道有戰爭，知道空襲警報響了要關燈，關燈後會聽到飛機投下炸彈的轟轟聲響。但不知憂愁。父母擔心生計，我卻總有飯吃。才一天過去，忽然都變了。平日顧着玩不肯吃飯，現在卻因為不夠吃而一味覺得餓。 

        深夜，在一個河灘上等着換乘另一艘船，鋪一塊布就一家人躺在河灘上。黝黑中河灘似一望無際，遠處像有一個棚架，亮着燈，刺耳的豬叫聲劃破夜空傳來。同行的大人說那是屠宰場。仰望夜空，沒有了都市燈光，星星更多更密了。我曾經傻傻地想：那些星星在哪裏？有生物存在嗎？星星之外還有些什麼？現在，這些思考和想像都沒有了，因為我那天看到了戰爭、飢餓和就在身邊的死亡。 

        那是我九歲人生的第一次失眠。不是因為害怕，而是開始像成年人那樣思索。好像突然長大了：我是什麼人？淪陷區的相對太平和敵後的紛亂是怎麼回事？為什麼我和剛見到的許多孩子要流離飄蕩？我自己的身份是甚麼？想呀想，這問題從九歲想到七十九歲。

人性和市場 陶傑

五一黃金周，自由行沒有如何下跌，有一天客量還會增加。所謂「反水貨運動令內地人民駐足不來香港」之說，不攻自破。

大陸遊客來香港，如果減少，是其他原因，如大陸反貪，全國的消費心情和氣氛不太好，包括日圓貶值、去泰國放寬了簽證，或者想去英美開眼界，都會影響。

不錯，以本地生產總值毛額和數據，大陸當然超越了香港，但是，有一種品格，不可以用數據來衡量──大陸的市場和官場的誠信，不會超過香港，而且還會墮落，與香港距離越來越大。

中國人的韌力強大，不會因沙田屯門十幾個反水貨客踢了幾隻皮箱就全國都不來。支持大陸客來香港購物的，有兩大動力，一個叫做人性，一個叫做品格。

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國，打到上海。上海難民一窩蜂湧進英法租界。英租界地方少，容不了呼爹叫娘的難民成千上萬湧進來，僱用的印度守衛，俗稱紅頭阿三，極力防禦，拿着棍棒打。但中國難民不會因為紅頭阿三的態度「不友善」、「粗暴野蠻」，而止步回頭，因為日本人的飛機大炮在追殺。這就是人性。

一九七五年美國撤出西貢，美國領事館人員乘直升機撤退。那時許多南越的軍政人員也爭着想擠進直升機，希望能一起逃亡。但美國領事館人員守着直升機門，一面大罵，一面將伸手攀爬的越南人踢開。越南人不會因為美國人的「粗暴」，放棄攀爬，只會越想往上擠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性命攸關。這就是人性。

香港人只要一天守着商業的誠信品格，大陸人民就會一天來購物，不會更少，只會更多。香港人只要不集體說謊成性，貨架上的奶粉不是偽造，超市的肉食全部真正入口自英美澳洲日本，而不是自己暗中掉包，只要堅守英國人管治時教授的契約精神，法官獨立判案，醫院開刀不收賄賂，你看，連大陸的大媽也想藉口來香港修讀什麼「哲學課程」來定居，一天一百五十個配額天天爆滿，怎會因十幾個人反水貨罵幾句而不來？

官場的品格，尤其「行政會議」，倒是十多年來一年衰過一年。你可以控制的，是你自己的基本品格：不論做生意還是做人，少說謊，再少說點謊，維持香港殘留的英治特色，保持你的獨立思考：大陸人民即使不來，跟你沒有半點關係。

胡司令 李純恩

香港成立「愛國青年軍」，由梁振英太太擔任「總司令」。

看見「總司令」三個字頓覺喜感十足。「總司令」本來是很威武的銜頭，三軍總司令，何等英明神武，但這個銜頭落在梁太太身上，突然卡通化得令人笑出來，同時想到的四個字，便是「蝦兵蟹將」。

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，梁太太一向是個香港市民娛樂源，她每次現身都令人發笑，似乎有她的存在，香港人已不需要笑話了。

我見過很多總司令，那是在我很小的時候，「文化大革命」開始了，「文革」一開始，造反派、紅衛兵湧現了，各種各樣的「造反司令部」也如雨後春筍，遍地開花。既然有那麼多「司令部」，必有那麼多司令，於是滿街的司令。有的司令想鶴立雞群一下，便自封「總司令」，其他不想做雞的，也紛紛改稱「總司令」。於是你做「總司令」，我也「總司令」，結果遍地總司令了。

那時有一齣京劇叫「沙家浜」，講的是「新四軍」抗日的故事。劇中有個充滿喜感的壞人叫胡傳奎，是個雜牌軍頭目，故稱「胡司令」。胡司令肥胖而蠢，常出錯，鬧笑話，比一本正經的新四軍英雄生動有趣，反倒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，大家記到今天。這一天，看到梁太太做了「青年愛國軍」總司令的新聞，不禁想起了胡司令，他的那支雜牌軍，叫「忠義救國軍」。

六四假期 馬家輝

民主女神像置放於校園當眼處，內地學生行經目睹，或愕然，或震動，或低頭，不管有何表情回應，總是被牽動了思考，留下了屬於個人的「六四記憶」。

一九八九年，這群孩子可能仍未出生，但因為有了塑像有了口號有了橫額有了書刊，以及，有了遊行有了集會有了新聞有了歌聲有了星星燭光，六四被輾轉流傳下來，成為世代與世代之間的口述故事。所以，一九八九年，儘管仍未出生，六四卻亦是他們的記憶。記憶不必親身經歷，記憶可以憑藉故事被世代授傳。

既然校園內矗立了民主女神像，大學生們自然而然成為故事的「代言人」，於課堂，於餐廳，於宿舍，每當有內地的師弟師妹問及六四種種，本地的師姐師兄順理成章地深吸一口氣，對他們說出點滴。這些點滴當然亦只是聽來的和看來的，甚至是臨忙臨急從新聞和書刊裏找來的，因為師姐師兄們亦是年輕，但終究在香港成長，好歹曾受持續了廿多年的六四悼念氛圍沾染薰陶，所以好歹能夠說出若干。

於是六四像某種隱秘的符咒於學生之間獲得傳承接續，廿三年了，天安門廣場運動其實未滅，只不過換了戰場，從北京移到香港，繼續在所有大學校園內發酵、生根、培釀。

不是說在很快的將來北京有可能平反六四嗎？若是，屆時，會否把六四訂為法定假期，讓學生好好放假？放假即使去瘋去玩去吃去喝亦無所謂，至少假期的存在已足提醒他們，已可讓他們知道並記得，曾有一年曾有一天曾有一個黑暗的深夜，曾有許許多多年輕的靈魂在一個廣場上遭受創傷。

六四假期，在未來，肯定會有。 

有水放水 小思

據最近調查結果，香港青少年對貪污行賄行為，竟然沒有太大反感，受訪者有幾乎一半認為「賄賂」行為是可以接受的。

我只能說，他們生活得太幸福了，根本不知道貪污的可恨可痛。

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，香港市民深受貪污的折磨，我還算「幸福」，平凡生活裏沒有遇上要行賄的不幸事。可是我卻永不會忘記：一個學生給我上了活生生一課。

那時候，我擔任了全校的「經濟及公共事務」科的課，教得十分起勁，安排課外參觀、剪報、小組討論，讓學生真切走出課本，關心社會 —— 雖然，這個詞在當時很敏感。我也一直以為自己很關心社會，很了解民生。

那一年，筲箕灣東大街尾，船廠、木屋發生大火，我有些學生是那區居民，一夜之間，燒得傾家蕩產，孤身逃出。學校立刻發起捐助，為受災同學解決一時之急。事有湊巧，那星期的「經公科」，某一級正在開講「香港消防局」，我自然很正面地介紹消防局組織，消防員的工作意義。誰料只講得一半，座中一個學生拍案而起 —— 在當年，這是極大膽甚至不可能出現的動作。我和全班同學都嚇了一跳。我沉住氣，問她想怎樣，她說：「恨死消防員」。她既憤且氣，帶淚說出火災當天的情況，因為成年人多不在家，她親眼看住有些消防員不肯「開喉」，只為沒有人能作主給他們賞錢。就是這樣，一家老少慌忙逃生，看著家園被毀了。這就是當年流傳的「有水放水，無水散水」的順口溜的真實寫照。

現在，每當看見消防員出生入死，救火救人的場面，我就想起當年的「不幸」。幾經艱辛，我們香港人才獲得一個廉潔社會，年輕一輩居然不懂珍惜，真叫人心痛。